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从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看重庆开放发展新机遇******
1月11日,以“开放高地·创赢未来”为主题的2023重庆·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以下简称招商大会)举行。大会设立两江新区主会场和德国分会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进行,邀请重点企业嘉宾及涉外机构共计260余人,世界知名企业25个,外资企业30家,领事机构和国际商协会18家。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第三个、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和重要增长极。
2023年,世界怎样看我们?我们如何看自己?哪些机遇是我们不容错过的?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世界怎样看我们
“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承受了新冠疫情以及复杂国际环境的多重压力。进入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我们注意到,市场的情绪逐渐变得高昂。我们相信,2023年全球经济将有很大可能因中国经济的振作而出现复苏。”罗兰贝格管理委员会全球联席总裁戴璞在视频演讲中说。
戴璞介绍,罗兰贝格是一家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已服务中国40多年,拥有300名顾问,为中国的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跨国企业提供服务。因为了解中国,所以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从2022年至今,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很大压力,但中国仍在全球供应链中展现了韧性。更重要的是,在工业现代化和低碳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正加速打造未来经济引擎。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也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中德双方企业家应深度合作,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的人才交流、产业协同、项目合作。
世界目光不但聚焦中国,还关注重庆。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区位优势明显,产业聚集度高。未来,我们将促进德国企业与重庆的合作共赢。”米夏埃尔·舒曼说。
“这里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在招商大会上,原达索系统全球执行副总裁罗熙文通过视频表达了投资重庆的感受。
罗熙文说,2019年8月,达索系统智能制造创新中心项目落户两江新区。2020年10月,创新中心投入运营,在此后的时间里,创新中心与重庆一起克服疫情影响,成为达索系统在全球运营最成功的创新中心之一。
记者了解到,达索系统创新中心在重庆围绕汽车、电子两大产业,为企业提供创新服务,通过其擅长的3D体验智能制造平台,将企业产品的开发、验证、生产、销售、运营等流程,整合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康宁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康宁显示集团总裁张铮表示,康宁公司与重庆结缘7年有余,双方合作日益紧密、牢不可分,“2021年我们推动了显示科技的热端项目和消费电子项目在渝投资。康宁对投资重庆始终信心满满。”
我们如何看自己
“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在新时代新征程干得更出彩”
“赛力斯新能源汽车已在重庆这片沃土上蓬勃发展。目前,15亿元投建的新能源汽车升级项目已在两江新区启动,力争为重庆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贡献更大的力量。”在招商大会现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信心十足地说。
张兴海说,赛力斯已决定携旗下高端智慧新能源战略车型SERES5,亮相第100届布鲁塞尔车展。该车展是2023年开年后举办的欧洲最大汽车盛会,这也意味着赛力斯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全球化布局进一步加快。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干得很出彩,已经用行动证明,我们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张兴海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源于创新能力的提升。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袁明学在招商大会现场自豪地表示,长安汽车已在全球构建起6个研发基地,研发实力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中连续12年名列前茅。长安汽车的产品已销往7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首个产销突破2000万辆的中国汽车品牌。
“下一步,长安汽车将依托在渝布局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阿维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梧桐车联科技公司、长安科技公司等重大科技项目,加速打造阿维塔11、深蓝SL03等明星产品,为重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及为科技长安提供有力支撑。”袁明学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还源于开放水平的提高。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文波,通过视频表达了三一重工选择在两江新区建设西南地区首个智能制造项目的正确性。“在重庆投资非常愉快,这里的政府诚信、务实、高效,兑现了招商的所有承诺,未来我们持续看好重庆,将加快推动两江智能新工厂建设,并运用西部陆海新通道,让产品走出国门。”向文波说。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国华在招商大会现场表示,在智能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中国企业有机会获得全球行业的话语权,“我们投资了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已经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
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把握当下时局,瞄准新能源汽车、自动化、数字化等领域果断出手”
2023年,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米夏埃尔·舒曼认为,欧洲当下的时局便是机遇之一。由于能源危机和政治框架的变革,德国生产条件变得更加艰难,许多受影响的德国公司目前正在想办法削减成本,这些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至国外,开拓新基地,这就为重庆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至于重庆与德国可在哪些领域合作?米夏埃尔·舒曼表示,根据目前中德合作的现状,在智能制造、环境技术、电子信息、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存储等领域合作空间较大。
事实上,米夏埃尔·舒曼发表这些观点的时候,正带着一批德国企业坐在招商大会的德国分会场。在大会的交流发言环节中,德国欧亚电巴国际有限公司、德国PSI软件公司等企业,在德国分会场通过视频表达了与重庆合作的意愿。
戴璞表示,未来在工业自动化、数字化、脱碳技术等领域有巨大机遇,根据罗兰贝格掌握的信息,许多国外公司希望通过上述领域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
高国华则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为制造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相信在这一轮新汽车产业变革中,中国将涌现一批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科技企业,在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高端装备方面形成独特的竞争力。重庆尤其是两江新区在汽车产业方面有扎实基础,应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进一步集聚潜力,为将来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不容错过的机遇,当然还有重庆。
在招商大会上,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愚以“世界的重庆,你我的两江”为题,推介了两江新区。他表示,全球企业来渝投资,可享四大机遇:一是万亿级的产业机遇。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向万亿产业迈进,高端装备、生命健康、数字经济向千亿产业奔跑;二是海量的市场机遇。国家级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实施,覆盖1亿人口,有近8万亿的GDP、3.5万亿的社零总额;三是一流营商环境机遇。对标世界银行指标体系,我们始终以企业评价为第一评价,以市场主体为第一感受,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一号工程”,为企业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四是最优的政策支持机遇。叠加享受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自贸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级战略政策的强大支持,也有两江新区“真金白银”的产业发展扶持,每年的支持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不低于50亿元,电子信息不低于5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