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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博物馆“出圈记”：从“无人问津”到“人气爆棚”******

　　中新网湖州1月12日电(施紫楠姚玲利)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车家兜村的农耕馆里，蓑衣、斗笠、耕犁、石磨、水车等老物件一字排开，重现昔日浙北农村生活场景。

　　“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是一段故事。木质理发箱里的工具是村里过世老理发师的女儿所捐，祖辈使用的龙骨水车是我叔叔捐的……”车家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郁根荣打开了话匣。

　　2021年9月，浙江成为全国三个乡村博物馆建设试点省份之一，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建设1000家乡村博物馆。次年，湖州被列入浙江唯一的全国乡村博物馆建设试点市。

　　此后，一座座带着泥土气息的乡村博物馆在湖州相继涌现，成为广袤乡间多姿多彩的人文风景。

　　“目前，湖州已有63家乡村博物馆上榜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名单，数量位列全省第二。”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处副处长曾杰说，“十四五”期间，该市计划实现乡村博物馆在3A景区村庄、历史文化名村(镇)全覆盖。

　　乡村博物馆如何在湖州实现落地生根，又如何成为家门口的文化打卡地迅速“出圈”？“有特色、接地气、可推广”，成为关键之一。

　　2021年8月初，在湖州召开的乡村博物馆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大家围绕“乡村博物馆需要有多少件展品”“乡村博物馆面积应该多大”等问题商量许久。

　　“此前，乡村博物馆在全国各地已有探索，但定义并不明确，也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和管理规范。”曾杰介绍，2021年12月，湖州终于厘清乡村博物馆建设宗旨、定义、标准和规范。

咫园盆景文化艺术博物馆(资料图) 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

　　在此基础上，浙江省文物局完善形成《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乡村博物馆从此有了定义。

　　“乡村博物馆是乡愁的载体，湖州有一批村落便挖掘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博物馆展示过去的珍贵岁月。”曾杰介绍，湖州2022年建成和顺利通过省、市验收的82家各类乡村博物馆，平均每馆藏品达384件，展现不同主题文化内容。

　　当建设乡村博物馆的热潮在湖州大地掀起，行业专家、各路乡贤、基层干部也纷纷出谋划策，乡村民众、企业家、收藏家争相参与办馆。

　　数据显示，在该市已启动建设的乡村博物馆中，企业和个人办馆数量占比达45%。

　　中国盆景艺术大师、咫园盆景文化艺术博物馆负责人徐昊将闲置农房改建成盆景博物馆，馆外有5000多个盆景，馆内收藏了500多件中国各个时代的古花盆、残片及复制品。

　　“中国是盆景的起源国，做博物馆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情怀。我想让更多的中外‘盆景人’深入、直观地了解中国盆景悠久的文化历史，传承发展盆景文化。”徐昊说。

　　一路探索，一路前行。在乡村博物馆的建设中，也有不少村落遇到与产业结合度不够高、缺乏特色活动、对游客吸引力不足等难题。

　　湖州市德清县新市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游客中心副主任姚静，深刻感受到了乡村博物馆从所谓的“无人问津”到“人气爆棚”的转变。

德清赵孟頫管道昇艺术馆(资料图) 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

　　聚焦文化资源，新市镇动起了如何利用名人故居吸引游客参观的脑筋。2022年4月，中国电工专家钟兆琳故居修缮工程启动，7月1日重新开放后，入口处的操作手摇发电机装置、内部的多处趣味性与互动性设置让人眼前一亮。

　　“修缮后的钟兆琳故居购票参观人数超过万余人，还成功开设了十几次研学班，算是‘火’了一把。”姚静说。

　　眼下，湖州正用一张张乡村博物馆建设成绩单，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打造家门口的精神之地。

　　数据显示，试点前，该市仅拥有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35家，每万人拥有在册博物馆数量0.09家；目前，该市已有各类经审批和认定的国有、非国有和乡村博物馆117家，每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达0.34家。(完)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