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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戒品牌“I Do”为何走到生死边缘？其创始人为李湘前夫******

　　近日，钻戒品牌“I Do”母公司恒信玺利实业股份(以下简称：恒信玺利)接连传出坏消息。

　　1月4日，恒信玺利宣告破产重组。根据法院公开的信息，申请人为北京艾贝利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经办法院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人民法院。

　　1月6日，恒信玺利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公告》；随后再发公告，公司股票自1月9日起停牌，预计将于1月30日前复牌。

　　虽然母公司公告并不能直接说明“I Do”即将全面崩塌，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I Do”当下的处境实则更为艰难。

　　公开资料显示，近3个月来，“I Do”频繁曝出关店、欠薪、裁员的负面新闻，恒信玺利营收及净利润也双双大幅下滑，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珠宝品牌，如今可以说的确处于生死边缘。

　　擅长娱乐营销，多次上市未果

　　谈到“I Do”，就不得不提它的创始人李厚霖，他被人称为“钻石大亨”。不过李厚霖还有一个让人更为熟知的身份，即主持人李湘的前夫。

　　2004年，李厚霖与李湘在相识一月后便高调订婚，不过这段婚姻只维系了一年时间。

　　2006年，李厚霖创办“I Do”品牌，主攻婚庆珠宝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李湘结婚之前，李厚霖与娱乐圈其他女明星传出过恋爱绯闻。或许正因如此，李厚霖非常懂得娱乐营销之道，也将此作为自己品牌的营销战略。

　　10余年来，“I Do”尝试过影视、艺人、演出、真人秀节目、歌曲、娱乐事件等各种娱乐营销模式。

　　比如在影视领域，“I Do”先后植入过《我愿意，I Do》《失恋33天》《何以笙箫默》《北爱》《咱们结婚吧》等多部情感影视剧。

　　在音乐营销维度，2016年“I Do”与陈奕迅合作推出品牌同名歌曲《I Do》，此歌曲由陈奕迅在2016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收官战上首唱，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此外，“I Do”还与众多明星夫妻推出定制款钻戒，杨威与杨芸、保剑锋与何珈好、李小鹏与李安琪等明星夫妻都曾和“I Do”合作。

　　总的来说，通过多年的“花式营销”，“I Do”知名度确实起来了，也得到不少年轻消费者的认可。

　　2015年7月10日，恒信玺利挂牌新三板，不过新三板并不是恒信玺利的目标，企业也开始了自己十分坎坷的IPO征程。

　　2016年1月，恒信玺利向北京证监局报送上市辅导备案材料。但10个月后，恒信玺利又主动叫停IPO进程。

　　恒信玺利对外公告的原因是，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注册地将由北京变更至西藏拉萨曲水县。

　　西藏拉萨曲水县是当时证监会划定的贫困县之一，当时证监会推出了IPO扶贫新政，李厚霖想借此让恒信玺利走贫困县IPO绿色通道。

　　但此后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恒信玺利连续3次递交IPO申请，均无疾而终。

　　IPO接连失利之下，也让投资机构失去了信心。2018年，恒信玺利第三大股东红杉资本清仓退出，最终另一家珠宝品牌周大生接盘这16.6%的股份。

　　从恒信玺利财务状况看，近年来整体并没有什么亮点，营收增长较为乏力，净利润也在不断缩减。

　　财报显示，2020年企业营收出现负增长，2021年出现一波反弹。不过在2016年与2018年企业营收增速基本在1%左右，或许恒信玺利早已显现出业绩的瓶颈。

　　从净利润角度看，财报显示2017-2021年，恒信玺利实现净利润分别为3.00亿元、2.42亿元、1.74亿元、1.06亿元、1.13亿元；净利率呈现持续下滑，企业赚钱能力并不强，甚至在持续走低。

　　营收净利下滑，闭店裁员风波不断

　　进入2022年，恒信玺利迎来更大的危机。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从2022年3月开始，陆续有自称是“I Do”员工的网友，在知乎、脉脉、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发帖询问恒信玺利薪资发放问题。

　　此后在2022年11月，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此事件，并称不少员工已经在走劳动仲裁程序。还有不少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I Do”从2022年上半年开始进行大批量裁员。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恒信玺利半年报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恒信玺利员工数由1684人减少至1104人，半年减少了580人，超过三分之一。

　　除了大幅度裁员外，红星资本局还发现恒信玺利在2022年关闭了大量门店。

　　企业2021年财报显示，至报告期末公司开设总计715家线下门店，而到2022年6月时只剩下630家，关闭了85家线下门店。

　　此外，企业营收和净利润也在2022年上半年开始大幅缩水。

　　财报显示，2022年上半年，恒信玺利实现营业收入6.28亿元，同比下降41.99%；净利润704.44万元，同比下降88.62%。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企业面临重重困难，但“I Do”对营销的投入没有停止。

　　2021年12月，“I Do”签下陈小春、应采儿作为品牌全球代言人；2022年，公司又与刘畊宏夫妇直播间、王者荣耀IP、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等进行合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是如此卖力地开展营销，但企业2022年营收依旧下滑严重，说明“I Do”的营销法则已经渐渐失效。

　　钻石还是一个好生意吗？

　　1947年，一则广告语“A diamond is forever(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问世，此后“钻石与爱情”开始在全球广泛传播，坚硬的钻石变成坚定爱情最好的诠释。

　　但近年来，钻石企业日子似乎并没有以前那么好过。

　　凭借“男士一生仅能定制一枚”走红的DR，在2022年上半年同样出现了营收、净利双降的情况。

　　根据迪阿股份财报，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85亿元，同比下滑10.13%；实现净利润5.78亿元，同比下滑20.62%。

　　此外，DR在2022年还因“800元可删购买记录”“DR钻戒成本4000卖1.5万”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市场较大的争议。

　　此外，周大生等传统珠宝商的钻石业务同样明显下滑。

　　周大生半年报显示，在作为品牌营收主要来源的加盟业务中，钻石镶嵌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47.94%。而与此同时，黄金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3.44%。

　　钻石似乎不再受到当下消费者的追捧，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我国结婚率持续下滑。民政局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我国每年新增结婚登记人数持续下降。2021年，全国登记结婚的共计763万对，创下36年来新低。要知道，2013年还有1347万对，8年时间接近腰斩。

　　这个趋势还在持续。根据《结婚产业观察》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全国仅有544.5万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相比2021年同期下滑7.5%。

　　其次是消费者观念发生改变。随着Z世代成为消费主力军，他们更加追求个性化。钻石代表爱情也开始成为一种“老旧”观念。

　　根据观研天下相关报告，从消费场景看，钻石首饰通常用于婚嫁(爱的承诺)、爱情赠予、非爱情赠予及自我奖励等。2021年我国用于订婚及表达爱意的钻石用途占比合计达58%。

　　最后是人工钻石近年来出现快速发展。目前单从外观上看，大多数人无法分辨出培育钻石和天然钻石的差别，但在价格方面，培育钻石大大低于天然钻石。

　　据贝恩咨询数据，2016年培育钻石成品零售价约为天然钻石成品的80%。至2021年，培育钻石零售价占天然钻石价格的比例更是下降至30%，培育钻石批发价占天然钻石价格的比例低至14%，且未来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结婚率的下降、消费观念的改变、替代品的“搅局”，外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种种原因之下，让如今的钻石企业处境愈发艰难。

　　关店、裁员、欠薪、业绩下滑、关联公司申请破产，“I Do”的困境正不断叠加。而关于“钻石绑定爱情”这个讲了很多年的故事，在近年来企业近乎疯狂的营销中，让消费者产生厌倦与疲惫。

　　红星新闻记者刘谧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