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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美彩票官方网站1871-06-30 17:48

银行加大消费贷推广力度利率最低降至4%以下******

　　本报记者李冰余俊毅

　　下调消费贷利率、推出利率优惠券、举办抽奖活动……春节前后，不少银行加大消费贷优惠力度。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通过探访银行网点、电话咨询、App查询等途径了解到，消费贷成银行信贷“开门红”重头戏。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消费贷、信用贷产品利率，大力营销推广个人消费贷业务。部分银行消费贷利率降至4%左右。

　　优惠活动种类繁多

　　年初，通常是银行信贷投放的关键节点。步入2023年，金融业持续加大对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持力度，信贷“开门红”情况受到普遍关注。

　　记者多方走访观察到，春节前后，银行消费贷产品利率正在降低。部分银行消费贷利率已下调至4%以下，并在还款方式、期限上进行了“让步”；有银行利率优惠甚至持续到2023年3月底。

　　以国有大行来看，工、农、中、建四大国有行的消费贷产品利率均在4%以下。其中，工商银行融e借额度最高可至100万元、年化利率最低3.7%、年限最长为5年；中国银行随心智贷额度最高30万元，年利率最低3.95%，年限最长为3年；建设银行建易贷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最低3.95%，年限最长为3年；农业银行网捷贷额度最高30万元、年利率最低可至3.65%、年限为1年。

　　除国有大行外，部分中小银行也推出了各种类型的个人贷款业务，年化利率普遍在3.6%左右。

　　从多位用户反馈的情况及记者实际操作来看，大多银行放款较快，几乎“秒到账”。举例来看，某银行推出了闪电贷，并开展年化利率优惠券活动，符合活动条件的客户，可获得6.6折、8.5折、9.5折不等的利率折扣券。若使用6.6折优惠券贷款20万元，则年利率可低至3.8%，期限3年，并可以使用先息后本组合还款方式。

　　虽然各大银行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个人消费贷优惠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松了贷款的申请门槛和审批风控力度。比如某农商行推出了工薪快贷产品，年利率低至3.6%，贷款对象仅限当地缴存公积金单位职工。

　　另外记者注意到，大多消费贷款均标注了资金不能用于购买理财、房产以及炒股等非消费领域。且为避免消费者产生误解，消费贷款的推广界面往往会提示，“产品利率以实际办理利率为准”等。

　　某股份行客户经理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我们会运用科技手段，针对不同的贷款客户，实施差异化额度、利率定价。此外信贷审批手续及风控措施并未放松，只是效率较以往有所提高。”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2023年春节时间较早，春节前后是用户消费的黄金期，也是临时性资金需求的高峰，消费信贷的需求比较旺盛，因此银行在信贷‘开门红’加码营销，往往能事半功倍。”

　　银行存款利率走低

　　在个人信贷利率下调的同时，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在走低。目前银行的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利率已经进入了“2时代”。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网点了解到，目前银行大额存单的利率普遍在3%以下，且额度较少。定存方面，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略高于大额存单，但也普遍在3.8%以下。

　　同时，今年1月中旬，部分中小银行还下调了存款利率。比如，某股份行表示，将对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进行调整，个人存款方面，定期整存整取二年、三年、五年利率分别由2.73%、3.5%、3.85%调整为2.7%、3.35%、3.7%。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小银行降低存款利率是为了主动管理负债成本，调整负债结构，缓解利差收窄和盈利压力。并且，存贷款利率的下调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银行的利润。

　　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去年以来，银行纷纷下调存款利率，这一定程度上来自于银行资产端利率的下降，要求银行降低负债成本，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在存款利率下调后，银行净息差压力已得到一定缓解。但需注意，存款类产品作为居民资产配置中最重要的一类产品，短期内利率继续下行的空间会十分有限。”

　　此外，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预计，1月份银行信贷投放“量增价减”，信用扩张好于预期。考虑到1月份春节效应后，2月份、3月份信贷投放将与市场自发需求修复关联度更高，同时，结合银行“早投放、早受益”的固有思维，一季度信用扩张有望实现累计同比多增。(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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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王俞摄图片来源：CNSphoto

　　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